11月18日晚10点半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播出大型纪录片《中国影像方志》第135集《贵州湄潭篇》，时长约40分钟。《贵州湄潭篇》分别通过引言、地名计、红色记、西迁记、诗社记、茶场记、当代记、后记等几部分内容，以影像方式长篇讲述了湄潭的历史变迁、文化融合与传承、经济社会发展等前世今生。

“蒹葭萋萋，白露未晞，所谓伊人，在水之湄。”

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《诗经·蒹葭》中的这几句诗，构建了一个优美的爱情境遇。一个 “湄”字，渲染出一种水草交接，似水非岸的空灵意象。

水边为湄，聚水成潭。湄潭，因湄江水蜿蜒逶迤，随处可见盈盈不知其深的潭水而得美名。

1945年，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博士曾说：“在遵义之东75千米的湄潭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、地理学家竺可桢，有世界一流数学家陈建功、苏步青；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、王淦昌，他们是中国科学的希望。”

李约瑟这番言论让湄潭这座名不见经传的贵州小城，聚拢了世人好奇和惊叹的目光。

浙大重生的起点

在浙江大学校史馆中，湄潭被定义为其步入黄金时代的起点。而漫步在湄潭县城，也总能看到很多与浙江大学相关的印记。

1937年，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。

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

为了躲避日寇的炮火，当年11月11日，国立浙江大学师生在校长竺可桢的带领下，被迫开始了西迁。浙大先后在浙江建德、江西吉安、泰和辗转，并于1938年10月到达广西宜山。短短几个月后，宜山遭到敌机的猛烈空袭，将浙大师生再一次置于炮火的威胁之下。

当此国难，时任湄潭县县长的江苏人严溥泉，深知一个国家的强大离不开民族的振兴，而其根基，在于教育。他在听闻浙大的困境之后，严溥泉立刻给竺可桢写信，表达了倾尽全县之力接纳浙大师生的强烈愿望。

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

湄潭县城全景图

竺可桢收到了严溥泉一封接一封的来信，信中不仅流溢着一县之长热忱地邀请，更是附有严溥泉亲自绘制的湄潭县城全景图，并将校舍之用的287间房屋逐一标出。

竺可桢被严溥泉的挚诚所打动。

1939年6月，他带领浙大师生涉水跋山、苦渡难关，最终迁校至湄潭县。

这次成功的迁校，扶浙大之将倾，保文化之根脉，同时也改写了湄潭这座小城的发展轨迹。

在迁至湄潭的7年里，这些怀揣着救亡图存梦想的浙大师生们，取得了傲人的学术成就。

中国核物理学家王淦昌 、卢鹤绂、李政道、程开甲，国际遗传学家谈家桢、数学家苏步青等蜚声中外的科学巨擘，他们学术和事业的发轫与起航，都离不开湄潭山水的滋养。

现今，距浙大西迁，已经过去了80年。

如今的湄潭已不再是那个偏远贫弱的小县城，浙大也早已成为中国的一流大学。但这段跨越1500千米的情缘早已融入两地人的血液，一代民族困境中求发展的奋斗精神，也在后代们口传身教中发扬光大。

中国现代茶叶从这里起航

“黔中生思州、播州、费州、夷州，往往得之，其味极佳。” 

 “茶圣”陆羽，一生嗜茶，品茶无数，即便如此，仍然给了贵州茶“其味极佳”的盛赞。

经考证，陆羽提到的夷州、播州，正是今天湄潭的所在地。

湄潭便是中国最古老的茶区之一。

国茶产区不计其数，为什么湄潭成为了茶树育种的宝库呢？这要从那个血与火的年代讲起。

在抗日战争时期，为了发展战时经济，壮大我方实力。茶叶，肩负起了换购枪支弹药、支持抗战的特殊使命。于是，增加茶叶产量，提高生产效率便成为了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。

当时中国顶级的茶叶专家张天福、李联标等人，经过多方的调研，纷纷把目光投向了湄潭。

1940年2月，就在浙大西迁至湄潭几个月后，湄潭再一次接纳了一个国家级的科研学术机构——中央实验茶场。

中国现代茶叶乘风破浪，由此扬帆起航。

从1940年到1944年，在战火纷飞的困难时期，全国各茶区的优良茶树种子纷纷汇集于湄潭。

茶场的科研人员们将这些品种资源分门别类播种、观察，并不断进行杂交实验。

经过十多年的研究，在20世纪五十年代，一款湄潭本土茶树品种改良成功。茶树的环境适应性、抗病性更强，产量更大。

用这款改良茶树制作而成的本土红茶，黔红正式出品，很快就成为西南地区出口创收的主力。

一杯茶，融合了环境、技术、人才，以及文化与传承，也构成了湄潭以茶兴县的天时、地利与人和。

现代化茶产业的金饭碗被湄潭人牢牢地捧在手里，老一辈茶人筚路蓝缕的奋斗精神被继承和发扬。

今天的湄潭不负往昔荣光，跃升为中国茶产量最大的县之一。

漫山遍野的美丽茶园，正孕育着湄潭更加美好的未来。

兼容并蓄，湄潭人留住了国立浙江大学和中央实验茶场，在战时为科教文化、抗战力量壮大提供了养料，蓬勃了几多生机，输送了不竭动力。

湄潭人的足迹，写下了一部敞开胸襟，吸留外来文化，兼揽天下而并行的历史。

站在千年的时间线上，湄潭从未像今天这样生机勃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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